故宫院刊 | 赵丛山：从符望阁壁钟看雍乾时期宫廷大墙表制作
赵丛山
紫禁城外东路宁寿宫花园(乾隆花园)符望阁室内东南隅隔断墙上随墙镶嵌着一座可两面观看的壁钟，其装饰风格与符望阁内檐装修浑然一体，但其形制特别、制作精巧，每每引人驻足欣赏。经笔者调查，紫禁城内现原状陈列的此类壁钟仅有两座，除这座乾隆年制的符望阁壁钟，另一座是位于毓庆宫前殿的制作年代较晚的珐琅表盘壁钟。雍正、乾隆两朝曾有大量制作、安设此类钟表的记载，称之为墙表、大墙表、镶墙大表、镶墙大钟、墙上安表、随墙大表、随(镶)墙两面双针表、隔断墙表、某墙表盘、墙时钟等，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才出现“壁钟”一词，本文行文即采用“墙表”这一称谓。“大墙表”虽然属钟表计时仪器类文物，但与其他类型的宫廷钟表不同，它并不是作为单独收藏、展示、把玩和欣赏的计时器或工艺品，而是与建筑原状、建筑空间、建筑内檐装修及建筑周围环境结合得更为紧密，是一种不拆卸就无法移动的建筑装饰附属物和计时实用工具的结合。故本文主要从符望阁大墙表出发，爬梳相关历史档案，讨论清雍正、乾隆时期该类物品的形制、风格、制作、使用及安设等情况。
一、符望阁大墙表现状符望阁大墙表原陈设于符望阁一层东门内北侧隔墙之上，木板墙上挖圆洞，大墙表镶嵌其中。其为一双面镶墙表，隔墙两侧均有表盘，南侧小表盘直径53厘米，北侧大表盘直径76厘米〔图一〕。
〔图一:1〕清乾隆符望阁墙表小表盘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2〕清乾隆符望阁墙表大表盘
故宫博物院藏
两面均为青地錾铜鎏金缠枝西番莲花心嵌红色宝石表盘，表盘时刻为珐琅白底黑色罗马数字，卷草纹饰双针。南侧小表盘中间下部有钥匙孔，上部刻有“乾隆年制”文字;北侧大表盘内有红宝石镶嵌明摆，表盘下隔断板墙上原附有西洋柱式钟座，现仅存靠近地面处的木胎黑漆描金缠枝花卉蝙云纹底座，钟柱缺失(壁板裱糊纸上可见轮廓痕迹)〔图二〕。
〔图二〕符望阁大墙表北侧原状
2014年修缮前
据档案记载该表是乾隆三十九年内务府造办处做钟处制作：
乾隆三十九年(做钟处)正月二十三日，催长福明持来，押帖内开本月二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照延春阁现设大墙表样式成做大墙表一分，得时在宁寿宫符望阁陈设。钦此。
由此可知，此墙表是依照建福宫延春阁内同式样的墙表制作。这里提到的延春阁建筑也正是符望阁之母本。两座建筑分别伫立在故宫紫禁城内廷东西两侧的花园之中，均为四角攒尖两层(暗三)方形楼阁式建筑，规模、形制极为相似。延春阁所在的建福宫花园于乾隆七年(1742)建成，而宁寿宫花园的符望阁主体建筑竣工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但延春阁毁于1923年的一场大火，室内大墙表也随之一并焚毁，现存建筑为2008年依符望阁为蓝本复建。而符望阁从初建至今虽历经修缮，主体未有大规模改动，以“迷楼”著称的阁内内檐装修精美，依然保持了乾隆年间的基本面貌。两座建筑不仅外观相似，室内格局甚至装饰装修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延春阁的大墙表陈设位置就与符望阁完全一致:位于延春阁(符望阁)“东门戏台”处。两座建筑的大墙表都是在建筑营造完成后的一年内就制作和安装完成。
符望阁一层为面阔、进深均为五开间周围廊的方形平面，东、南、西、北四个朝向各于明间位置设宝座床，为主要的使用功能空间，四个方向从装修到陈设均有不同主题，总体来看呈向四周放射的发散型布局，通往上层的楼梯间位于建筑的中心。南向空间作为正位，明间有抬高的地坪上置宝座屏风;北向明间同样设有地坪宝座，上有夹层设仙楼，因此空间相对南侧较为低矮，不似南向开场宏亮。东、西门内明间面向开门方向同样设有正位宝座。而东门内南次间另设有面北宝座，大墙表安装陈设的位置是东门内北隔墙之上。如前所述，根据符望阁与延春阁的对应关系推断此处为一室内小型戏台，墙表北间为后台空间，墙表南间为戏台表演空间，坐北向南，演员从符望阁北门进入，向东折入后台，再通过墙表边上的上场门进入戏台进行表演。戏台对面的南次间设宝座处则为观演空间〔图三〕。
〔图三〕乾隆时期符望阁一层原状复原示意图
符望阁戏台的表演空间为方台式室内戏台，背景墙中心就是双面墙表的小表盘〔图四〕，两侧券门为上下场门，这样的布局也见于倦勤斋和漱芳斋后殿室内的亭式戏台舞台背景，区别在于这两座戏台在券门中间为一方窗〔图五〕。
〔图四〕符望阁戏台表演空间
〔图五:1〕倦勤斋室内戏台
〔图五:2〕漱芳斋后殿室内戏台
用钟表和券门组合的戏台则并不多见。符望阁东门内的空间使用上是较为灵活的，既可以坐明间正位，面对东门外的景致，也可坐南面北观看表演。
虽然现紫禁城内原状陈列的大墙表仅有符望阁和毓庆宫两处，但宫中档案记载雍正、乾隆年间造办处制作、安装及陈设的各类大墙表就有数十件(实际数量可能多于档案记载)，主要安设在紫禁城内廷、皇家苑囿和各处行宫等地，皇帝驻跸之所可谓无处不在。内廷安设过大墙表的殿宇有建福宫延春阁、符望阁、养心殿等;皇家苑囿有圆明园淡泊宁静、含经堂、思永斋，清漪园近西轩等;京畿地区包括南苑海子行宫、新衙门、旧衙门、南红门行宫等;皇帝北狩、东巡沿途的有汤山、石槽、密云县、遥亭、两间房、长(常)山峪行宫等东一路行宫;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如意洲)及附近的口外斋桑牛录庄、喀尔(拉)河屯、中关等行宫;此外皇帝谒陵的东陵行宫等处，也有安设“大墙表”的记录。
皇帝在出行途中也往往会携带钟表，一般会安放在交通工具内，如车轿内使用挂表或挂瓶表，御舟内则用座钟较多。不仅是乾隆时期如此，早在康熙南巡就已经有随侍钟表的记录，郭福祥先生曾总结:“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是精致的小表，一般出行前由太监放进去，到达目的地后再由太监收起保管。”墙表这种形式的钟表显然不太符合这样的标准。但档案记载，乾隆多次南巡所乘坐的御舟“安福舻”上不仅陈设座钟，且随侍钟表还包括“墙表穰子两份”及日晷等计时工具，随侍墙表原因之一，可能是准备在南下沿途的行宫内适时安设。不过皇帝对这艘御舟的喜爱甚至超过了行宫别馆，题此舟船的诗作有数十首之多，在诗作中也曾表达了“嫌他行馆修而饰，爱此居舻福且安”。南巡途中，御舟是皇帝的移动行宫，舟内壁板张贴字画贴落、悬挂匾联挂屏，家具陈设、装饰装修悉如平日居住宫殿一般无二，甚至较之宫中之物，御舟随侍的更是自己心爱之物。这两份大墙表穰子或许是准备在舟内寻一适宜所在安设，也未可知〔图六〕。
〔图六〕清徐扬《乾隆南巡图》(绢本)卷六《驻跸苏州》(局部)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墙表一般由内务府造办处制作，是品类众多的“御制钟”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根据现有档案发现:新制墙表多由做钟处承作，自鸣钟处则主要负责拆换下的墙表的收贮、修改和安装等事务，并由如意馆、雕銮作、油木作、金玉作、铸炉处、炮枪处等作协同处理墙表所涉及各种相关材料提供和工艺制作。制作过程是先由皇帝下旨进行操办，之后造办处承作方画样呈览，皇帝会提出修改意见，然后进行修改、制作、安装。所需楠木等材料会向工程处申领，黄铜则由炮枪处提供。墙表均是为安装在某处而“定制”，皇帝事先指定安设的宫殿(或指定几处备选宫殿，依具体情况进一步确定)和安装位置，抑或先制作完成，再根据皇帝的意见现场指定安装在殿内哪一间哪面墙上。如果安装墙表的处所不在京内，则会专门派遣“司库”“首领”太监带领工匠，从内务府支取车马费用等前往现场踏看及安设。
（一）
新制
乾隆时期墙表的制作工作主要由做钟处承担，从皇帝下旨画样到画得的“设计图纸”呈览修改，一般会在一个月内完成。接下来的制作任务下发到做钟处，往往要有经年的制作周期方可将成品安装到事先设计好的殿堂位置。如前文中提及的建福宫延春阁大墙表，就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乾隆七年做钟处三月初三日，副催总王吉祥持来帖一件，为□月□四日员外郎常保来说，太监高王传旨:赵进忠做墙表一件，安在建福宫。钦此。于本月二十六日，首领赵进忠画得墙表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于乾隆八年二月初五日，首领赵进忠将做得墙表一件持进建福宫安讫。)
档案记载这种完全由造办处做钟处新制并安装就位的墙表并不是太多，更多的则是自鸣钟处对墙表的不断改造。
（二）
拆改
乾隆年间宫廷收藏钟表数量巨大，来源广泛，“御制钟”制作繁盛，自鸣钟处除了收藏之外，还对钟表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造，墙表也不例外。
墙表的应用并非乾隆首创，早在雍正三年就曾在“圆明园后殿”用自鸣钟处收贮的直径一尺八寸的双针表重新改造设计安装在仙楼板墙上，从记载的改造方式看，即是将一旧存表穰子改造为镶墙大表:在墙板安装了“黄铜火盆”，并在其下配了“紫檀木座”，使得“表轮子”得以隐藏其中不被看见，雍正要求“轮子声音不要甚响”，而只将表上指针透出板墙(楼板)外，并在板墙外重新画一表盘。这恐怕就是较早的大墙表的形式了。
至于乾隆年间这样的旧物利用就更常见些。如在乾隆去往热河北巡的沿途六处行宫内都安设了大墙表，采用的是“喀尔河屯表穰子”，并重新油画表盘。在安设大墙表时，也明确要求东巡沿途的“东一路行宫八处”使用旧表穰子，表盘样式照南苑海子行宫样式制作。如: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太监高玉等传旨:将汤山、石槽、密云县、遥亭、两间房、长山峪此六处寝宫墙上安表用喀尔河屯表穰子一分，表盘油画，俟朕到时再指地方安设。钦此。
乾隆九年四月十五日，副司库太山保来说，为本年二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东一路行宫八处每一处安大墙表一分，照海子行宫式样安设，穰子用旧的。钦此。
在东陵、南苑等处安装墙表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并由“领催”带领数十名匠役不等，雇佣车马、领取盘费前往行宫，将旧表穰子与新作表盘进行现场安装。除了使用旧存表穰子配新表盘选址安装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将正在使用的墙表从原有宫殿的安装位置拆下，表盘样式、尺寸调整换新，在其他宫殿位置再安装:
乾隆九年正月初六日，副司库太山保来说，为八年七月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烟波致爽寝宫内拆下小表盘，交倭赫式如意洲或清舒山馆二处配做大表盘，着量地方、画样呈览。钦此。于十一月初三日，内务府总管三和转奏奉旨，表盘安在如意洲陈设，画样呈览。钦此。
皇帝常会选择在日常驻跸频繁之所用新制墙表，偶尔临幸的京外行宫则用旧的改造。乾隆二十四年(1759)闰六月初八，口外斋桑牛录庄本拟制作安装大墙表一份，后经画样呈览后，皇帝决定将西郊清漪园近西轩拆下旧表安装在口外行宫，清漪园近西轩则安装了新制作的墙表: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初八日，接得付(副)催总福明押贴一件，内开本月初五日内务府太(大)臣三□传旨:口外斋桑牛录庄行宫着安大墙表一分，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初七日，首领孙祥将画得大墙表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用旧表穰，再将清漪园内近西轩现安大墙表拆下安在斋桑牛录庄行宫内，俟呈准大墙表做得时，安在近西轩。钦此。
原有表盘配新表穰子在宫廷藏表的改造案例中本是十分常见的，但就墙表来说却未见有载。究其原因，墙表拆装异于其他钟表类型，毕竟是要与建筑构件发生装配关系，在拆卸的过程中外观的损坏几率要远大于表穰，虽不乏有以上提到的拆改记录，但其频繁程度显然要远远低于其他类型钟表，确有需要进行移动拆改时，也不免要伤筋动骨了。
宫廷陈列安放的墙表改动频繁，拆下的表盘、表穰子会妥善收贮，以便再次使用。表穰属精密仪器，极怕雨水侵蚀，构件锈蚀会直接导致墙表穰的破坏，因此在收贮和运输的过程中常常会定制杉木匣来盛装墙表;匣外再使用造办处特制的“鞔黄油敦布大墙表套”包装。这种质地较厚表面涂有黄油的包装套有较好的防水作用，但若常年使用，其防雨水侵袭性能会下降，材质也会糟旧，对于制作精良的墙表，宫中造办处往往会适时制作新表套进行更换，而替换下来的旧表套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存作遮盖旧存钟表应用”。
（一）
表盘样式
乾隆年间制作的大墙表表盘样式、材质和工艺也是以镀金雕花、嵌银、珐琅工艺为主。养心殿在雍正朝用过“花梨木边框铜心表盘”;乾隆年养心殿东西暖阁曾分别安设“铜花镶嵌银母字表盘墙表壹分”、“法(珐)琅字表盘哑叭墙表一分”。北海画舫斋在乾隆二十三年用旧表穰子配的新表盘，为“紫檀木圈雕花紫檀木顶座，银表盘黑漆字，其表盘心做青地铜台(胎)撒镀金花，分刻圈二刻花亦做铜镀金花”。档案中的这一描述极为详尽，其细节与符望阁现存墙表样式有颇多共同特点。如前所述，符望阁墙表表盘两面均用石青作地，上嵌錾铜鎏金缠枝西番莲表盘，时刻用珐琅白底黑色罗马数字，可称之为“青地儿铜花镀金镶嵌珐琅字表盘两面大墙表”。这样的工艺材料组合同样应用到符望阁墙表所处戏台空间的建筑装修中，如符望阁东侧明间宝座床炕罩迎风板、炕沿板就是以石青地上嵌錾铜鎏金工艺装饰。石青(蓝铜矿Azurite)材料也广泛应用于符望阁内的装修和陈设之中，除了罩槅和墙表外，墙表大表盘一侧上悬的“紫檀描金边兰亭八柱挂屏”〔图七〕及东侧如意挂屏地色，也都使用了这种色泽沉稳的天然矿物材料〔图八〕。
〔图七〕符望阁戏台后台空间及兰亭八柱挂屏
〔图八:1〕符望阁大墙表地色石青颜料样品_100X
〔图八:2〕符望阁东门迎风板地色
石青颜料样品_100X料样品_100X
至于如符望阁、延春阁这两面墙表(使用一个表穰子木板墙两侧各有一表盘)，还可见于圆明园澹泊宁静安装的“隔断墙表”，其所使用的表穰子是从四件自鸣钟处收贮的旧存中选择了一件，并新配了表盘两面:
乾隆三年(1738)六月初十日，首领赵进忠将库内收贮隔断墙表四件持进，交太监毛团高玉呈览，奉旨:将墙表一件着安在淡(澹)泊宁净(静)，其余三件仍持出收贮。再配做表盘二面，做镀金银母字。钦此。十二日首领赵进忠将墙表一件安在淡(澹)泊宁净(静)讫，于本月二十八日做得镀金地银母字表盘二面，首领赵进忠持进安讫。
汤山、石槽等六处北狩沿途行宫安装的墙表则与延春阁、符望阁墙表同样是一侧为大表盘、一侧为小表盘，每一面表盘均经御览方才承作:
于乾隆七年(1742)七月初三日，司库刘山久、白世秀、首领赵进忠、副催总达子将画得大表盘纸样六张小表盘纸样六张，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
除镀金铜花装饰的墙表表盘外，乾隆二十一年圆明园含经堂曾陈设“珐琅表盘墙表一分”。毓庆宫前殿西稍间现有墙表亦为珐琅表盘，其尺寸巨大，表轮子结构复杂，曾专门另辟空间安装在建筑外墙上，具体承作单位与制作时间不详。目前最早所见的档案记载出现在道光时期〔图九〕。
〔图九:1〕毓庆宫墙表表盘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2〕毓庆宫墙表机芯安装位置
关雪玲女士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具有“乾隆年制”名款的御制钟总结出其表盘形式的鲜明特点，指出其质地有两种，一为珐琅，一为铜镀金。两种质地表盘布局相同。中圈彩绘珐琅或铜镀金，钥匙孔排列在圈的下部，上半部有弧形开光，铜镀金开光为凸起铜制，其上錾刻楷书“乾隆年制”，罗马数字或阿拉伯数字写在白色珐琅或银色环上〔图十〕。显然大墙表作为“御制钟”的一种，不论是现存的符望阁大墙表还是档案中记载的其他墙表，其表盘形式都符合以上特征。
〔图十:1〕黑漆楼嵌铜活明摆钟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2〕铜镀金珐琅字盘机芯
故宫博物院藏
“油画表盘”则是另一种表盘形式，常见于乾隆早期大墙表的制作中。养心殿西暖阁“表盘窗户”曾由郎世宁绘制表盘:“于乾隆元年(1736)九月初八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将仙楼小木样一座交太监毛团、胡世杰呈览......再楼下东边表盘窗户二间糊表盘，表盘着郎世宁画，表盘外安玻璃。”乾隆十三年郎世宁为盘山新宫内安大表画其表盘，且“照前宫式样画样呈览”;又乾隆六年汤山等六处行宫“墙上安表用喀尔河屯表穰子一分，表盘油画......”。乾隆九年王致诚也曾为圆明园长春仙馆墨池云“中层明间面阔板墙中间速画油画表盘一张”。从上述档案记载中，有时也很难分清“油画表盘”是墙表表盘本身为绘画制作的，还是仅是制作表盘的前期图样。推测这样的表盘形式是极易损坏的，因此也就很难有实物留存下来。
（二）
钟表造型
墙表安装在室内壁板之上，并非只有一表盘单独存在，而是在表盘周围壁板上仿照座钟等类钟表、器物或建筑构件的形式，使用漆、木等材料，采取雕刻、髹饰等工艺手法在表盘周围添加宝盖、立柱、钟座、钟架、挂饰等，虽然这些构件的添加安装都是与壁板直接发生联系，但从构图上形成了一座较为完整的钟表造型。乾隆本人对墙表表盘安装位置高矮、两边是否对称有极为严苛的标准，针对延春阁的大墙表提出过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并采用装饰的手法进行了修正:
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十八日......传旨:延春阁东门戏台外面小表盘、里面大表盘俱依门口矮，两边白子亦不匀，着添宝盖吊挂，比门口高一寸，两边白子与门口白子分匀花纹，要合一式。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二十一日......将画得外面小表盘添宝盖，两边香袋吊挂纸样一张，里面大表盘添宝盖，两边花纹纸样一张，持进......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将两边花纹连上，要合一样款式。钦此。于本月二十四日......传旨:延春阁东门戏台外面小表盘两边香袋，吊挂不必装香。钦此。于三月初七日太监张玉来说，表盘上宝盖吊挂，钦上览看，奉旨:照门上花纹颜色一样漆做。钦此。
建福宫花园延春阁墙表于乾隆八年二月安装完成，又在3年后对周围的装饰情况进行了调整:两侧表盘上均按照门上花纹样式添加了宝盖，以增加高度和门口统一，外侧小表盘两边还添加了吊挂香袋(仅用来装饰并未装香料)以弥补表盘与门口间“白子不匀”的现象。符望阁大墙表在安装时吸取了这一教训，并未出现“高矮不合，白子不匀”的毛病，因此阁内墙表表盘现状也没有装饰香袋、宝盖，仅表盘两侧门口上有西洋花卉纹楠木门头花可作墙表宝盖形式之参考〔图十一〕。
〔图十一〕符望阁东门戏台门口上门头花
符望阁墙表北侧大表盘下原附有柱式钟座，钟座用木胎彩绘做浮雕状装饰在壁钟表盘下方隔断墙上。钟柱已经无存，仅可根据墙面裱糊纸上轮廓痕迹分析推测其原有形态为西洋柱式或瓶式钟柱，现靠近地面处尚有一楠木胎黑漆描金缠枝花卉、蝙云纹底座，装饰繁复，纹饰图案造型中西合璧，既具有西洋巴洛克风格，又糅杂中国传统纹饰图案。钟座最下层圭角绘有缠枝西番莲和流云纹，下枭绘八达玛;以上多层叠涩，层层内收，分别绘有流云蝠纹、缠枝花卉等不同图案〔图十二〕。
〔图十二:1〕符望阁大墙表底座正立面
〔图十二:2〕符望阁大墙表底座侧立面
与此类似的两面表大表盘配西洋柱座样可见载于汤山行宫;大表盘配流云瓶式栏杆座样则在长山峪行宫应用;石槽、密云县、两间房、遥亭大表盘用两样香几腿座具;长山峪等五处小表盘俱用本身木圈，其木座圈格子或用楠木彩油或用花楠木木座。
乾隆七年七月初三日......奉旨:汤山小表盘准元书格样，大表盘准西洋柱座样;长山峪大表盘准流云瓶式栏杆座样;石槽、密云县、两间房、遥亭大表盘准两样香几腿座具。长山峪等五处小表盘俱用本身木圈，其木座圈格子或用楠木彩油，或用花楠木木座。
养心殿西暖阁墙表表盘下也曾配有西洋柱子，并在乾隆十四年(1749)二月对其高矮进行过修改。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西暖阁墙表顶上西洋柱子矮了，着照下边柱改做一般宽，中间顶子放高些。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放长西洋柱子，交付催总强锡带匠役改做完讫。)
（三）
“复合型”墙表
墙表是隔断板墙上安设的表盘，其上可用横披，两侧挂可张贴书画、斗方，多种元素组合使整个墙面形成完整的室内装饰构图。更加复杂搭配的呈现则可与室内周围装修陈设情况相结合运用。雍正六年(1728)十月在养心殿后殿东二间西板墙面对宝座的位置制作陈设一座楠木架座玻璃插屏镜，通高七尺九寸，宽四尺二寸五分。雍正看后指出新安装的插屏镜“甚蠢”，随即将西二间内的楠木架玻璃镜框架拆掉，改配紫檀木边框，通高六尺四寸，宽三尺六寸六分，尺寸较原来减少，玻璃镜前面作“折叠壁子一扇”，紫檀木边，贴绘有“书格内装书册页”的画片贴落;镜背面为“拉挡门壁子一扇”，即是一可推拉壁子，拉出时可挡住门口，推进则藏于镜背后，壁子上同样是“紫檀木边，贴书册页画片”，周围“锭铁镀金拐角叶合扇吊牌铜走槽”。在镜北面的板墙上则安装一“花梨木边铜心表盘”墙表，安装处板墙所贴画片同样绘有书格，书格内不画古董，仍画书册页。画片所绘书格称为“不用拿”书格，即“假书格”。这一面板墙另一侧(外间)同时装有可存放书籍的真书格，墙表的“钟轮子”既隐藏在其中。可见墙表的应用是与插屏镜、活动壁子、书格、画片等组合应用在内檐装修中的。这一内檐装修组合的制作过程几经画样、御览、拆改、重做才得以完成，档案相关记载如下: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养心殿后殿东二间屋内西板墙对宝座处，安玻璃插屏镜一面。镜背面安一活板，若档门，将板拉出来;若不用时，推进去要藏严密。镜北边板墙上安一表盘，钟轮子俱安在外间内书格上。
(于十月初十日，做得玻璃镜插屏并板墙上安表盘样一件。呈览。奉旨:准做。钦此。于十月十六日，......又做得楠木边座玻璃镜插屏一座，通高七尺九寸，宽四尺二寸五分，随楠木边杉木档糊假书画片。档门壁子一件，通高六尺四寸，宽四尺。花梨木边铜心表盘一件，自鸣钟一件，催总刘三九持进安讫。
于十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养心殿东二间屋内西板墙对宝座处新安的玻璃镜插屏，甚蠢。尔看闲空拆出，将西二间屋内陈设的楠木架玻璃镜亦取出，将玻璃镜拆下，另配硬木边安在东二间屋内，不必做牙子，背后安档门画片。书格北边做一折叠书格。其拆下玻璃镜木架，亦甚文雅，不必改做，或着郎世宁画一美人，或着画画人画何样画贴上，有陈设处陈设，钦此。
于本月二十日，郎中海望带领催总吴花子将养心殿东二间屋内新安的楠木架座玻璃镜插屏，并书格壁子拆出，又将西二间屋内楠木架座玻璃镜插屏取出。
于本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做得养心殿后殿东二间内插屏玻璃镜、背后拉挡门壁子并镜前折叠壁子上画画片书格小样一件，呈览。奉旨:准做。安表盘处不用拿书格上不要画古董，俱画书册页。其锭的合扇俱要妥当。钦此。
于十二月初三日，将养心殿西二间拆出楠木边玻璃镜一面，改做得紫檀木边玻璃镜一面，通高六尺四寸，宽三尺六寸六分。玻璃镜前面紫檀木边贴书册页画片书格式折叠壁子一扇，背面紫檀木边贴书册页画片书格式拉挡门壁子一扇，锭铁镀金拐角叶合扇吊牌铜走槽，催总刘三九、领催闻二黑、首领太监李久明持进，仝(同)首领太监程国用安讫。)
养心殿内檐装修和原状历经数次改动，这一内檐装修的组合现在养心殿内已不复存在，只可通过档案文字和故宫建筑内檐原状现有的不同形式的插屏镜、真假书格、推拉壁子、墙表等元素想象当时的组合形式〔图十三〕。
〔图十三：1〕长春宫推拉门
〔图十三：2〕长春宫推拉门
〔图十三：3〕毓庆宫工字廊插屏镜
〔图十三：4〕毓庆宫工字廊书格(大修前)
墙表与板墙(壁子)上贴落、画片结合使用的情况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墙表可作为画面构图的一个组成要素直接融入画意当中:
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二十三日，副司库太山保来说，为六月十八日太监永泰传旨:如意馆画的画儿上着做大墙表一件，钦此。
倦勤斋西侧戏台对面仙楼北墙的通景画中的有描绘钟表形象〔图十四〕，但其是用直接绘画的方式进行表现，是构成整幅通景画的一个绘画元素。
〔图十四〕倦勤斋戏台东侧仙楼北墙通景
画上描绘的钟表形象
而这条档案中所记载的内容虽然在哪座宫殿中具体位置不详，但可以看出大墙表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融入“如意馆画的画儿上”，如果认为大墙表是镶嵌板墙中之物，这里所说的画儿极有可能是一幅贴在墙壁上的贴落或通景画，也可能是挂轴。巫鸿先生曾在《重返作品:〈平安春信图〉的创作及其他》中提出，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西壁上乾隆十四年时重绘的通景画极有可能是一件“多媒材”通景作品，通景画中既描绘有与周围建筑环境相关联槛窗，又挂有《平安春信图》玻璃吊屏，前面还搭配条案，案上还绘有内衬铜片的古玩、书匣，内容是相当的丰富。墙表融入贴落画中也可认为是此类“多媒材”作品的一种。
综上所述，雍正朝已开始制作和安设墙表，乾隆朝则是墙表制作的繁盛时期。墙表制作多由做钟处负责，自鸣钟处且多有拆改、翻新或挪移位置。主要安设于皇家内廷、行苑各处建筑室内。其形式多样，表盘样式多具有造办处制钟的鲜明特点，其整体造型常与建筑空间内的内檐装修和其他陈设元素(如:插屏镜、书格及通景画等)搭配组合出现，丰富了室内空间的表现形式和装饰效果。现紫禁城内墙表原状陈列仅存符望阁、毓庆宫两处，明确为乾隆时期制作的唯符望阁内东北隅室内小戏台处一例。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
(责任编辑:宋仁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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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丛山《从符望阁壁钟看雍乾时期宫廷大墙表制作》，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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